“借鑒德國的經驗，德國所有太陽能發電項目要求進行強制性并網，并要求除非電網公司提出具體的不穩定因素且得到認可后才能拒絕并網。因此建議國家相關負責單位，盡快制定和出臺強制性太陽能電站并網的技術要求細則、驗收規范及審批流程。同時建議盡快推進上網電價政策的出臺，并明確電費支付方式，確保投資回收有效性，提高市場投資積極性。”江西泰豪集團董事長黃代放表示，2010年國內太陽能產業已進入爆發成長期，這種爆發式增長集中體現在上游產業鏈中的制造產業，而在下游光伏電站建設和應用方面仍有諸多問題：太陽能發電項目并網實施細則不完善，太陽能發電項目存在并網難問題，導致上網電價遲遲未能推出。從目前國內太陽能發電應用項目的整體情況看，項目建成后并網難已經成為普遍的問題，嚴重阻礙了太陽能發電項目的實施進程和發展。

       在當前能源短缺的背景下，新能源產業被看作是把握未來脈搏的新興產業，世界各國都加大力度發展新能源。新能源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同時也作為一種戰略產業，其發展過程僅靠一個部門的產業政策是無法實現的，必須依靠技術、市場和制度多種力量的協同。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程郁指出，新能源產業的技術創新與推廣應用，不僅要考慮技術開發階段的支持技術的政策推動，也要注意在技術形成后的擴散階段中的市場需求拉動，而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在技術推動政策和市場拉動政策之間建立完善的組織制度，實現平穩過渡。他認為，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是由技術、市場和制度多方面協同演進形成的。

        國外成熟政策體系可借鑒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呂佳玲在分析國外風能和太陽能產業發展的政策設計的基礎上，提煉出外國政府促進新能源發展的政策體系，包括國家宏觀戰略設計、針對基礎研究及產業化的政策、保護與培育市場的政策和創新的社會環境與文化引導的政策。

        國家宏觀戰略設計主要涉及的是國家對于新興產業的戰略定位與通盤政策設計，包含技術推動政策、市場拉動政策、促進多種主體參與的宏觀政策，體現的是技術、市場、政策和社會多維度的協同發展，如德國的《可再生能源法》，丹麥的能源81計劃等都是針對新能源產業的整體框架性的政策體系。

        德國的《可再生能源法》于2000年4月實施，目標在2010年達到由可再生能源供應德國10%的電力。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由經濟、環境和農業部基于技術先進性和市場發展，進行每兩年一次的再評估，為各個技術稅務花費制定稅則。自1976年起，丹麥在能源規劃方面規定能源部每年必須向國會提交能源部門發展的年度總結，并由能源處監督能源的生產、供應、消費、研究與開發等活動。1976年、1981年、1990年和1996年，政府先后公布了四次能源計劃。這四個能源戰略中都包含了風能發展和實施計劃。

        針對基礎研究和產業化的政策主要體現為：促進基礎研究的資金支持途徑、力度和持續性；促進產學研結合、技術轉移轉化和產業化的相關政策等。其中，支持技術和市場的多樣化發展是研發和產業化政策的關鍵。呂佳玲認為，國外在這一政策的實踐中既有寶貴的經驗，也有值得我們注意的教訓。

        德國和丹麥的研發支持政策有意識地避免影響研究者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方向，從而獲得了多樣性的技術創新。